张颂看陛下若有所思知道自己的话触动了皇帝心底的担忧又没有打断自己便接着说下去。
至于许衡名为蒙元重臣其实为北方的一大名儒但其先前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金之落第老儒的“句读之学”。后来他从姚枢处得读程朱遗书大有所得遂与姚枢、窦默相讲习。他长期位居国子祭酒以儒家六艺教授蒙古子弟。
许衡的学术宗旨大体上是以朱熹之学为依归。他格外重视朱子的《小学》和《四书章句集注》强调进学的次序和践履力行。在为学方法上强调“慎思”以为视之所见听之所闻一切都可归为一个思字“要思无邪”。在理欲问题上他以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以为直求本心即可得天理表现出依违于朱陆二人的思想倾向。
因此许衡对于保存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都有现实的意义。另外他极力劝说元朝的统治者力行汉法促进了蒙古族的汉化进程。故而可以说他对宋儒的理学传播影响甚大当然也意味着朱陆的合流或者说是理学的转折。
刚刚提过的刘因他终生未仕隐居乡野授徒以终。初从国子司业砚弥坚习经学章句但不满章句的训诂疏释之学以为圣人精义绝不在于此。及得赵复所传宋儒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朱熹、吕祖谦等人的著作深为折服。
其以为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二程至正也；朱熹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遂转向理学推崇邵雍和朱熹极力发挥邵雍的“象数学”和“观物”思想。至于其理学思想虽自谓上承朱熹属于朱学的范畴但他在服膺程朱理学的同时并不严守门户实也杂入陆九渊“反求诸己”“自求本心”的思想。
如言“天道”则把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归于“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理”认为由“理”而有世界万物和人的生命由“理”产生伦理纲常。主张将“人欲”化为“天理”其方法是当求于己无待于外。
其又提出“返求六经”及与此相关的“古无经史之分”的见解以为《诗经》《尚书》《春秋》原本是史只是后来由圣人删定才变成经典。表明他一方面看到理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理学家易患穿凿附会的毛病即往往脱离经典原义而发空论。
另有在蒙元颇有影响的大儒吴澄其实是大宋江西人世代业儒自幼用力于圣贤之学直承宋代理学的端绪自以朱熹学术的传承者自居。其学也更加精微尤其是他的“道统说”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突出圣贤之传道本于天的思想。
至于其理学思想主要以折中朱陆为特色。他说：“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学问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据此可见其对朱陆分歧的基本看法。当学者执经问难时吴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其意图在于使学者先反之于心而后求之五经。
其于“天道”“理气”认为“理”在“气”中原本不离“理”是“气”的主宰。而又以为为学之要在于“心”主张反之吾心体仁之本敬为要；用仁之用孝为首。孩提之童无不爱亲此“良心发见”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准。
吴澄在景炎十一年受友人之邀到达燕京与一班蒙元名士频繁交往彼此谈经论学相互切磋。彼时程钜夫觉得人才难得实在不忍心遗弃贤能之士。于是竟违背自己的诺言特别把吴澄向忽必烈作了推荐。
吴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亲年迈体衰为由极力推辞。随后收拾行李决定独自南归。朝中公卿大夫素闻吴澄之贤纷纷出面挽留但吴澄执意离京。但因为当时忽必烈驾崩朝局动荡我朝发起收复江南之役因而被迫滞留于燕京却为接受伪职
陈识时和马端临见陛下一直静听张颂所言并未打断哪里还不明白皇帝对于朱理之学在蒙元方面产生的‘变异’有了想法心里已然对于蒙元儒士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他们作为皇帝身边近臣当然也清楚其因理学的盛行与当前推行的新政理念有驳进而对秉承主理之学的儒士进行打压转而提倡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
而对于蒙元儒士皇帝一是出于政治上考虑因为他们曾为异族统治者女真和蒙古服务所以极为不信任；二是蒙元儒士转而崇尚朱理之学也会导致收复中原后的政策推行形成阻碍更担心南北儒士合流抵制新政不利于以后的统治。
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担心陈识时等近臣是明白皇帝欲在利用战乱之际对蒙元儒林进行清洗但也许担心‘灭儒之举’会遭到江南儒士的抵制并没有明旨实施。可在收复河南和山东的战事中许多蒙元汉侯被灭门依附于他们的儒士也同时被杀或失踪其中蹊跷外人可能不得而知而他们却是能够感觉到一二的。
陈识时等人虽说是皇帝近臣可也毕竟是万千儒士中的一员而千年来儒林虽皆奉孔孟为圣但各种学派之间的争夺并没有停止过。不过他们以为不能因为国家间的战争而‘纵容’皇帝对北地儒士进行屠戮有责任对皇帝进行劝谏。
所以在发现皇帝心有所动的时候也赶紧顺着张颂所言展开劝说大谈元朝儒学虽是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而又有所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实际上是以陆九渊的心学去补充朱熹学术思想的不足。这样一来元代理学便呈现出调和朱陆的倾向。
而今中原儒士的主流以为朱、陆两派学说各有利弊在仁义道德等方面两人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异。而陆九渊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熹之质笃实故好邃密。各因其质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
因此中原名儒大家也认为朱熹之学是教人为学之常陆九渊之说是才高独得之妙。前者之流弊是缺少力行的功夫而流于空谈；后者之流弊是有点像佛教谈空说妙而不能尽致知之功。主张调和朱陆欲吸收陆九渊的简易之说以补朱熹后学忽视力行的毛病
“汝等的意见朕会考虑先告退吧！”赵昺见几个人已经轮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今看着他希望能得到自己的答案他未置可否地道。
“陛下”陈识时有点儿急了眼看他们劝了半天陛下却不为所动再次施礼道。
“退下吧！”赵昺皱皱眉沉声道。
“属下告退！”几个人见陛下有些不悦只能无奈的相互对视一眼躬身告退。
“呵呵”见他们退出赵昺轻笑着摇摇头起身洗漱后便到寝帐中休息了。不过文相等的联名奏表和几个人的规劝让他也是一时难以入眠权衡着其中的利弊。
赵昺首先想到的是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件事虽然坑杀的是那些对秦国政策不满造谣生事的儒生烧掉的也多是方术之书可却被儒士们骂了上千年并将此事列为暴政之一让后人也误会了两千年。
如今自己处置中原儒士的策略若是得以实施肯定也会被视为‘灭儒’之举。说他戕害儒士断绝中原文化之根基破坏了数千年的儒家传统并在史书上大书特书让他遗臭万年遭后人唾弃。
挨骂赵昺倒是不怕不过还是担心自己所为导致儒家文化的衰落毕竟前世儒家的传统已经被现代文明冲击的千疮百孔但其基本理念还是深入人心甚至根植于国人骨子中维护着千年文化传统并成为人们的道德标准而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种文明被摧毁那么另外的文明就会乘虚而入占领这块白地。而中原地区随着蒙古人的入侵也带来了欧亚各地的文明并广为传播。儒家文化虽然受到蒙元统治者的重视但依然在其它文明挤压下处于弱势若是自己再给其一击很可能会自此一蹶不振。
再有正如张颂所言朱理之学在江南传播二百年已然被视为儒家正统虽被自己打压但仍然在短时间难以改变。而理学的北传为理学注入新的理念对其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也称得上对儒学发展中的融合具有转折意义。
若从这几方面来看自己当下所为真可以说的上是文明的破坏者如此自己的罪过可就真大了。而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开拓者还是毁灭者真是值得好好斟酌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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