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赵昺眼前这几位宰执来说刘黻算是正牌太学生出身但是因为伏阙上疏弹劾彼时权臣丁大全被开除了学籍而其他几位不是家传便是书院出身或有在书院求学的经历。江璆的爷爷一生在乡间授学他爹江万里通过科举入仕官至丞相后在其十六岁的时候其父致仕回乡创办白鹭书院邓光荐也是出身于此。
所以他们对于这段历史都十分清楚说起来自然脉络清晰对其中的典故和轶事也知之甚多赵昺与几位宰执商谈一个上午其实也可以说听他们讲了半晌书院发展史虽然没有对能学乱做出决断却让他可以全面的了解这一时期的士人思想状态和转变。而这也能让他在处置当下学乱中能保持理性从而选择稳妥的方针来应对。
大家都知道宋朝文化的繁荣与宋学宋学哺育出宋代知识分子的兼容精神有着极大的关系。宋代重要思想家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无论程朱派还是心学派理学各派都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成果重建新儒学的理论体系。
当时宋学各派能够做到学统四起而多元并存。神宗时期的洛学、新学与蜀学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学派都落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的架构之内不同学派之间学术主张尽管不一有些问题甚至针锋相对但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不过有话是这么讲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所以这种兼容并蓄也是相对的他们之间的纷争同样不断即便是同源的学派也无法做的和谐相处。
首先表现在书院的祭祀活动上这似乎带有某种宗教色彩实际上书院供祀与佛道寺观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灵的保佑而是为人树立某种典型形象是一种生动的教育形式。通过书院祭祀的对象可以表明该书院的学术宗旨和特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还是一项特有的活动内容。
南宋书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特别重视供祀周、程、张等北宋的理学大师表明南宋书院大都与理学有关是讲理学的书院。不少书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对象多把本学派的创始人或与该书院有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书院的社会地位标明或保持该书院的学派特点和学术特色。
另外各学派在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再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
而这种治学态度之下盛行于后的理学在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也为后来朝堂上的争斗和学乱埋下了隐患。
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知识分子还能否“独善其身”？不可否认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鲜廉寡耻之徒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不再入朝为官。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
生活空间上宋代有这个条件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陆游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所以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
另外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限于‘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却无法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这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
但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
因此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而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后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理学奠基于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反对汉唐经学教育只重章句训诂、笺注主张为学要讲究明心养性讲明义理认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本源于理正心、诚意、修身为为学之本必须以《易》为宗以《大学》、《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构建起理学的基本体系和框架。
南宋书院的勃兴为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条件随着理学体系的成熟也就步入传播阶段以便广泛扩大理学的影响。书院讲学是传播理学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径因为书院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书院大都不受或较少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便于自由讲授自由研讨。因此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最理想的场所成为发展理学的学术教育基地。
而南宋的理学形成不同的学派。每一学派都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书院而每所书院也就成为研讨或传播某一理学派别学术思想的基地。他们各以书院为基地传播自己学派的学术思想实现自己学派理想的教育目标。
讲学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也是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重要标志南宋书院的讲学有许多新发展。讲学人可慕名聘请或书院主持人自讲还可临时请名人讲演。不同学派可以互相交流、论辩。理学大师亲自复修书院或新创书院在书院授徒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
北宋的著名学者多在官学任职南宋的著名学者大都逐步从官学移足书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都是南宋学术界的名流又是书院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弟子门人也都是积极创办书院的有名人物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慕名奔趋。特别是他们的弟子门人又各创书院以扩大影响又促成了书院繁盛的局面造成了书院空前勃兴之势。而在政治环境逆转、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
赵昺认为士人阶层上书言事关心时事有一定的进步和积极意义但是也并非如想象般的那样完美。因为其中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
他心中此时也有了些谱当前的祸根其实与高宗皇帝不无关系。其在内外交困之下为了减少麻烦和省钱对兴办官学采取消极态度对太学生采用高压管制政策鼓励民间兴办书院。当时也许是无奈之举但是在赵昺看来其实是玩脱了放弃了占领舆论阵地任由各种学说百花齐放使得主流思想上产生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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